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

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讲，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、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。第二个条件，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；如果太短，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，它就已经过去了。

而吊诡的是，一个国家太自由，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。因为，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、政府、政策有充分的、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，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，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，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，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。

同样，一个国家太不自由，沒有一定的自由空间，幽默也难以流传。

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：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——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，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，并且，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——因为身在黑暗之中，幽默感也被压抑，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，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。这是一个最有趣的现象。

总之，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、经济的现实中“发酵、窖藏”，也就是初始的足够的沉淀，而后，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，即，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十足的谎言。——这种宣传在最初时，老百姓还认识不到，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，普通百姓才慢慢地 悟出来后，于是，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。

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。三十年代苏联的“大清洗”，七百多万人被捕，三百万死于牢里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。斯大林在世时，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，到赫鲁晓夫执政后，它们就出来了。

下面两则段子便是反映那个特定时代、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的绝妙政治幽默。

一个是讲，斯大林时期，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。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，7点半就到了。谁知一进厂门，就被克格勃带走。

“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，要抓我？”工人纳闷地问。“你提前半小时，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，进厂里来搞破坏。”克格勃回答。

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。第二天，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。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，工人抱怨，克格勃的回答是：“八点钟上班，你们八点一刻才到，这不是消极怠工、破坏社会主义吗！”

到了第三天，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。结果，又被抓了起来。工人申诉：“我们准时上班，怎么也给抓起来？”克格勃回答：“你们到得这么准时，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——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？你们是走私犯！”

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，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。

另一则是，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。接见结束后，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，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。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：“刚才那些代表，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。”

到了下午，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，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。于是，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：“烟斗不用找了，让他们走吧。”

贝利亚回答：“烟斗已经找到了。”“已经找到了？”斯大林很吃惊。

贝利亚高兴地报告：“所有那些人，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，都承认偷了烟斗——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……。”

我觉得，今天的马来西亚，一方面有了一些些相对的自由，但也不是那么多、那么正规，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，我们真是生逢其时！

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，民间旺盛的创造力，虽不能在大马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，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。相信再过若干年，如果把这个时代大马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，传给后世，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。